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这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在方法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给整个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研究者集中探讨了方法论、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方面的问题，并对中国社会学方法应用及研究进行了反思。

 　　一、有关方法论的探讨

　　吴小英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进行了辨析。作者认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困境之所以不能成为社会学危机的理由，在与它们共同源自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这种传统的科学观和知识见解迎合了公众的常识，满足了人类对于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追寻欲望，早在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因此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危机并不能解释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危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危机是伴随着科学主义的衰落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科学主义的衰落使得社会学失去了支撑的依据，那种试图寻求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主张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它表明了正统的社会学范式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吴小英，1999）。

　　方法论探讨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质性研究方法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方法论也受到提倡。熊秉纯从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她提出了值得反思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问卷热”问题、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演绎法的论证步骤问题、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知识内涵与学术规范问题，等等。在对国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从知识的内涵、知识建构的过程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三个方面，说明质性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讨论了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或盲点可作的贡献。作者指出：质性研究不同于国内一般所称的“定性研究”，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而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以归纳法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作者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主张摈弃空洞的词汇，替之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要给个案研究一席之地，通过个案研究了解社会结构性问题、了解社会运作机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要对研究者在知识创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清醒的认识，要检视研究者的先见、定见以什么面貌、经过什么渠道进入建构知识的过程。作者阐述了质性研究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从妇女日常的经验出发，尊重当事者的经验和主体性，进而解构既存的、主流的、男性中心的理论和视角，重新检视和整合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熊秉纯，2001）。

　　周华山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对女性主义田野方法学进行情理兼备的反思。作者指出，女性主义方法学所反对的，并非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把“客观”、“普遍定律”、“第一手资料”奉为绝对真理的实证主义。在方法学与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中，女性主义提出以被研究者为本的女性主义方法学。其对主流学术，特别是对实证主义提出了三个批判：⒈主流社会科学对“客观”与“理性”的执着本身就不是性别中立，它预设并强化着男性中心的社会体制，先验的预设男性及阳性的优越性，视之为衡量事物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排斥女性及一切所谓女性化的思维与价值。⒉西方现代社会所依赖的“公众与私领域”二元对立机制，完全预设着男（理性/公众）与女（感性/私人）的性别等级制，因此，被定位为公众领域的学术体制就把理性与抽象思维奉为魁首，先验地排斥女性及阴性思维。⒊实证主义所追求的客观理性，是建基于一种阶级、经济、教育、种属与性别的特权，学者多是中产、富裕、高等教育及白人背景的男人，被研究者则往往是草根阶层、教育水平有限的非白人。学者凭借自身的阶级、经济、教育、种族特权和优越位置，往往把自身的知识建构为“理性”、“客观”和“公正”的，而把被研究者的知识定义为“非理性的”和“主观的”。女性主义方法学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周华山，2001）。

　　二、围绕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和商榷

　　无论是方法论意识的增强，还是方法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正常的学术评议和商榷。在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体制保证。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的一些学术争鸣和商榷文章，往往偏重于研究的学术观点方面，而忽视了研究的方法方面。而在这一时期中，几篇从研究方法角度进行商榷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围绕着陈向明以质性研究方法所作的一项教育方面的研究所产生的几篇争鸣文章，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侯龙龙针对陈向明的论文提出了“是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的疑问。作者从该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切入，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该研究“不恰当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因而使整个研究结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采访无异。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作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分析方法建构“扎根理论”时，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二是忽视了“文化主位”视角的限度。其结果，威胁到了研究的解释效度和理论效度（侯龙龙，2001）。陈向明在回应的文章中，针对侯龙龙文中的观点，着重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陈向明认为，质的研究者在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流派，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体，它们不是两两对立，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文化主位的限度又与研究的目的有关，如果研究目的是为了“创造思想”，使研究结论具有原创性，那么主位和客位的界限必然不甚分明。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区别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分辨角色的方便（陈向明，2001）。在上述争论的影响下，阎光才撰文探讨了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问题。他认为，实证主义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是以所预设的理论前提的可检验性为先决条件的。可是，当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疑问甚至是谬误的时候，他所谓研究结果的真实又是什么？他主张，研究者有必要多多少少地走出“文化客位”的模式和思路，参与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理解行动者的理解，并在与行动者的互动中，来体现理论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丰富理论的内涵（阎光才，2002）。

　　尹海洁针对一项研究中的统计问题，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了原文作者在统计分析方法上的失误，以及由统计分析方法失误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的错误。其中既涉及到研究者对统计方法基本概念和前提的忽视，也涉及到研究者对统计结果的不恰当取舍和表述，涉及到研究者在研究报告的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社会统计学应用的目的是为了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必须保证其应用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如果把不具备推广价值的结论推向总体，使用无效的模型进行预测，就会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结果。任何一种方法的应用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超过它的适用范围来应用它，或者用不正确的方法来使用它，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方法的应用（尹海洁，2000）。

　　徐道稳则针对一篇定量研究论文中的问题，从比较分析的前提、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以及对结果的讨论几方面提出了质疑。作者首先通过对原文中的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这种非随机且严重偏态的样本，不但决定了中日两国资料在总体上不可比较，而且决定了部分资料也不可比较。同时，作者指出了原文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所存在的一些明显错误，并对原文在结果分析和讨论中的一些牵强附会和漏洞进行了批评（徐道稳，2001）。

　　三、对研究方法的专门探讨

　　对于社会学研究中最普遍运用的问卷调查方法，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讨。在这一时期中，一些研究者特别对问卷调查方式所隐含的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心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

　　刘萃侠对国外使用最多的一种社会赞许性量表能否有效地测量中国人说谎或社会赞许性动机进行了验证。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负性行为确实比正性行为敏感、重视，正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不显著，而负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却显著。被试在社会赞许性量表上的反映是：在正性题目上，越是被社会赞许的题目，被试肯定自己拥有的人数越少；在负性题目上，小错、大错多承认，中等错误反而否认。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此量表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调查结果是由研究者与被调查者共同建构的，问题中的许多线索都会被被调查者所察觉，并对他构成意义，从而决定着他对此问题的反应。因此，需要对“题目所述行为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对被试作答的影响”、“题目中所含频率副词对被试作答的影响”、“被试的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自尊水平、社会智商等）对赞许性反应的影响”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还应该借鉴“调查方法论的认知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与经验，注意问题措词、选项、顺序、问卷的标题与注名的研究机构等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刘萃侠，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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