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所称的都市媒体，是指以城市人群为受众对象的大众传媒。去冬今春以来，农民工成为都市媒体上的重要话题，帮助农民工讨薪、培训农民工职业技能、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等等的报道和言论日渐增多。显然，这是在中央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国策背景下，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发挥作用的局面。但是，在发展战略层面，都市媒体尚未做出重大调整。本文着重就近年来都市媒体不约而同地忽视农民工群体的现象进行探讨，指出农民工是都市媒体的一个“集体盲区”，揭示这种现状的社会危害，提出应对举措。并籍此个案探讨现阶段大众传媒的角色、功能与责任，阐释传媒体制改革的意义与缺失，为建立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阵地寻找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 都市媒体 角色 功能 责任

一、都市媒体“忽视”农民工的两种现状

在受众定位上对农民工视而不见。从当下城市流行的印刷媒体看，晚报、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近二十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至两家面向城市市民的报纸，却未听说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再看看城市流行的杂志名称吧，《大都市》《都市丽人》《地铁风》《休闲》《瑞丽》《世界时装之苑》等等，它们所面向的读者显然是城市的白领、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广电媒体中，电台的一些定位于城市听众的节目热衷于追求“港台式”的口味，投都市追星族喜好的嗲声嗲气成为时尚的播音语言；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⑴《相约星期六》《玫瑰之约》《金日有约》《非常男女》之类的以都市白领、大款、成功人士为服务对象的栏目越来越多，为城市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服务的栏目越来越少。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因其高科技设施现阶段主要在城市运行，商业网站受众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白领化的倾向，虽然网络上已出现了一批由农民工、打工者创办的网站，但电脑定价和网吧计费的高门槛也不是大多数收入菲薄的农民工们能够轻易进入的。显而易见，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急需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
 

在报道角度上对农民工片面侧视。如果说，上述种种对农民工群体“视而不见”的现象是各家都市媒体有意确立的受众定位所致，那么，向自家受众报道农民工生活时的“片面侧视”则在无意之中伤害了这个弱势群体。前些年都市媒体上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多是侧面的负面的，“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盲流”之类的说法是描述农民工的常见词语。例如某报2000年9月1日就有这样一则报道：“从现在起到9月底，本市警方将出动100台巡察车辆，用于收容在街头的流浪、乞讨、露宿、卖艺等外来‘三无'盲流人员，以维护本市的治安稳定和国庆期间的良好社会秩序。”⑵所谓“三无”是指无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城市外来的农民工中为什么会出现大批的“三无”人员？他们有什么苦衷？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政策是不是完全合理？都市媒体鲜有体察和质疑，农民工生存的困境和愿望难以得到真实全面的反映。因此，受众在都市媒体上看到的农民工的形象往往是片面的扭曲的不良形象。

上述都市媒体或者将城市农民工置于受众范围之外、或者将他们在报道传播中片面扭曲的现象，使农民工成为当代都市传媒视野里的“集体盲区”，这是一种被樊葵先生称为“传媒歧视”⑶的现象。都市媒体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要考虑广告收入，广告商选择媒体要考虑媒体受众的消费能力，而现阶段最具消费能力的人即存在于城市的“主流人群”“中产阶层”“强势群体”之中，都市媒体纷纷将自己的服务对象转向了这一部分人。自然而然，农民工这一没有多少消费能力的贫困阶层被排除在目标受众之外，农民工群体生存状态的报道被漫不经心地轻描淡写。何况，传媒业者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悬殊，存在着天然的隔膜，有时也会造成一种对农民工群体的不自觉的歧视。

二 、都市媒体“歧视”农民工的社会危害
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寻求尽可能多的利益回报，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理所应当的选择，因此，单纯责怪自负盈亏的都市媒体“忽视”农民工也有失公平。但我们又不能不忧虑地看到，任凭这个现象存在下去，将演变为“歧视”农民工的社会危害。

首先，没有以农民工为受众定位的都市媒体，很可能埋伏着一种危险的社会隐患。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他们因为农村地少人多，生计无着，远离家乡闯进城市找出路，年复一年地在外挣“血汗钱”。在各个城市里，他们都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险、毒的工作，用自己的劳动给城里人的生活提供种种便利。但多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桎梏着他们，让满怀梦想的他们遭遇了太多的坎坷，寻找工作受到身份限制，工资时常被无理拖欠，子女读书难上加难，社会保障几近空白。当带着一身劳累和烦恼的农民工在工余之时寻求精神的宣泄与寄托的时候，几角钱一份的都市报可能是他们的首选。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农民工郭昌盛这样描述：“报刊版面上唱主角的仍主要是三类人。一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一些政府极力树立的先进人物，二是各行各业的董事长、总经理、CEO等等；三是各类影星、歌星，球星等等。他们的大照片、大标题，在报刊版面上非常突出。名人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睡似乎都成了新闻。此外，相当多的是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有关时尚、消费、休闲等等这一类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广告。”⑷这与他们每月几百元还可能是白干落空的生活毫不相干！杂志上的香车美女、半导体里的靡靡之音、电视屏幕上的豪华饭店，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时代！可是，几乎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媒介，没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文化信息平台。所以，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笔者最近参加的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①可以想见，在如此贫乏的文化生活环境中，酗酒、聚赌、斗殴，甚至被逼无奈下选择的偷窃、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成了他们宣泄精神苦闷的通道。他们处在了一个被主流文化遗忘的角落，又用自己的行为一次一次地强化着“边缘”和“弱势”的社会地位。台湾传播学者黄葳威教授认为，弱势群体通常具备以下特点：一、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偏见、歧视、隔离等形式的不平等；二、在生理上或文化上不同于强势群体。三、每一个人无法自愿选择成为弱势群体。四、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强烈的族群孤立，因为当一个群体长期被歧视，其成员对此群体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且日益强烈，而对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⑸由此我们担心，年复一年生活劳作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如果长久地处在都市媒体的盲区里，为主流文化所排斥所歧视，等于被剥夺了获得信息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信息无疑是人们发财致富、进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资源。农民工群体的信息贫困，又将成为他们物质贫困的一大原因，他们挣扎于双重贫困之中，并陷入恶性循环，一个声音弱小但人数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将滋生出对主流社会的疏离感甚至敌对感，积累起反社会的因素，降低整个社会的安全系数。

其次，都市媒体近年来有意无意地对农民工片面和扭曲的报道，也隐蔽着一个建构虚假环境的问题。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中提出了两个环境的理论：一为现实环境，一为拟态环境。拟态环境主要由媒介构建，又称为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反映现实环境，但是一个经过选择和建构的世界。现代社会中，人们了解外部世界主要依赖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即依赖媒介环境来认识现实环境。因此大众媒介的主要任务就是真实、准确、全面地向公众告知外界的变动，为公众建构真实可*的社会图景。这就要求大众传媒将信息触角伸向可能触及的任何角落，以广角镜头对这个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扫描。⑹可是，我们近年来通过都市媒体认知的农民工形象，多是城市收容遣返的外来“盲流”，他们自身那种勤劳、朴实、忠厚、坚韧的品行和对城市建设的巨大贡献所见不多，他们在城市谋生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和体制性伤害更是鲜见报端。因此说，都市媒体为城里人建构的农民工形象是虚假不实的。这样的拟态环境或称媒介环境，无形中强化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心，激化了潜在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为公共管理决策提供错误的“现实”依据。

三 、都市媒体“正视”农民工的应有作为
十六大报告曾经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目前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显现出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农业劳动力1.3亿人。据有关调查预测，今后10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76亿，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总量将超过3亿。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战略，涌进城市的农民工，将渐渐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社会学告诉我们，当社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时候，往往会对该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是推进社会变革，要么对社会构成破坏性的威胁。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现阶段的农民工是一个试图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的新兴集团，其利益必然要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发生冲撞与摩擦，引发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在这一时刻，重申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之公器”的责任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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